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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的发展

2020-06-30 13:20 浏览量:

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的发展

约翰·高德特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和实践生态学家,也是一位资深纸草学家,他耗时四十余年完成的《法老的宝藏》,是一部关于莎草纸起源和西方文明兴起的著作。莎草纸从埃及走向世界,见证了一段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该书中文版近期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特地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此书的研究思路和成书过程,本文经出版方授权,由新京报书评周刊独家首发。

撰文 |(美)约翰·高德特

《法老的宝藏》中文版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还原古代纸张发展历程的著作。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注意到,关于纸张的历史研究存在几点令人费解之处。首先,纸(paper)这个词究竟所指何物?其次,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纸张在公元1世纪横空出世,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诞生几乎同时。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美)约翰·高德特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5月

机缘凑巧,我对非洲莎草进行了多年的生态学研究。这种植物时常让我遭遇知识盲区。很多人都知道,纸莎草是一种形似芦苇的植物,古埃及人用它们制作书写的载体。

而让这些人意外的是,纸莎草这种植物以及其所生长的水泽今天依然存在——他们以为这些早已随古埃及人一起消逝在时光里。但事实是:埃及的纸莎草直到公元9—10世纪才被粮食作物所取代,而在非洲其他许多地方,这种植物依然欣欣向荣。纸莎草的生长范围之广和植株体型之大从未得到重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探险家来到此地。他们在非洲东部和中部的沼泽地艰难跋涉,时常不得不为了生存在纸莎草丛中挣扎出一条道路。他们开始了解这种植物的迅速生长可能带来的各方面作用和影响,在现代人到来之前,这种植物几乎没有天敌。

《阿尼纸草书》中所表现的“芦苇之野”,蜿蜒的水道穿过生长在天国的纸莎草

今天,尼罗河流域的其他所有国家——苏丹、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有大量天然生长的纸莎草,埃及是唯一的例外。历史的转折充满讽刺意味。当莎草纸制造业因旅游经济的需要而诞生时,20世纪70年代的开罗不得不从苏丹重新引进莎草。今天的埃及也有纸莎草种植,但野生纸莎草赖以生存的天然沼泽只分布在埃及以外的地区。

在完成关于纸莎草生长周期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之后,我便可以进一步钻研纸莎草如何、何时被用于造纸,这样的纸张有何用途,以及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的发展乃至整个文明的进程等问题。

我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的第一个事实是:在诸多古老的大河文明中,唯有古埃及得天独厚地拥有这种巨型水生植物。早在公元前10000年,古埃及先民将莎草广泛用于造船、建屋和制作工艺品。当人们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发现这种植物可以造纸之后,法老终于登场,从兴旺发展的莎草纸和莎草绳出口贸易中获取了可观的财富。

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书记官奈布克德的《亡灵书》。(底比斯,公元前1353年)

从那时起,埃及莎草纸在近4000年里一直是唯一的纸张来源。石器时代末在埃及诞生之后,莎草纸几乎立刻就派上了大用场。

在此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纸”是指什么。或许我更应该解答的问题是:纸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叫作纸?许多现代词典和作家都主张,“纸”(paper)这个词仅仅指木浆或棉浆制成的现代纸张。制作莎草纸的材料是用纸莎草削成的薄片而不是纸浆,因此莎草纸常被归入“书写材料”的范畴,排除在现代纸张的分类之外,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其称为“天然纸”。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老普林尼等早期罗马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拉丁文papyrum一词既表示可用于造纸的植物——纸莎草,也表示用这种植物制成的纸张——莎草纸。在老普林尼之前,古希腊人用papyros(π πυρο )一词指称“任何与造纸植物同属的植物”。在他们的认知中,用纸莎草茎秆制成的纸张或纸卷当然是“纸”,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希腊语papyros一词从何而来?有些作者认为它源于古埃及语pa-per-aa(或写作p'p'r),字面意思是“属于法老的”或者“法老自己的”,以此彰显王室对莎草纸生产的垄断。在此之后,语言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演化,拉丁语papyrus演变为papire(1150—1500年的诺曼法语和中古英语),这一词形被英语吸收,最终形成了现代英语中的paper一词。

古埃及纸张制作。

17世纪的“纸”(paper)仍然是广泛意义上、用纸浆手工制作而成的纸张。最早的浆纸在欧洲语言中甚至不被称为“纸”(paper),而是被叫作“布皮纸”(cloth parchment),因为自13世纪以来,这种纸的原料主要是亚麻碎布。当耶稣会教士安贝尔迪神父(Father Imberdis)在1693年介绍故乡法国的棉纸制造时,便用拉丁语papyrus指称他那个时代的浆纸,当时造纸的机器尚未出现。

1943年,美国造纸大师达德·亨特(Dard Hunter)试图解释为什么普林尼介绍古埃及莎草纸制作的著名文章中出现了“纸”(paper)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用词的混乱。亨特提醒读者,尽管英文译本是对拉丁文本的逐字翻译,但paper这个词的出现完全是个错误。有人——可以推测是译者——将拉丁文中的“莎草纸”(papyrus)译成了“纸”(paper)。亨特提到莎草纸并不是“真正的纸”,但他没有进一步深究,而是将疑惑留给了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将这种用纸莎草制成的、轻便的书写材料视为纸张呢?

在我看来,“莎草纸不是纸”这种说法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纸张就诞生于古埃及,莎草纸始终属于纸张的范畴,就像“木材”或“木料”等术语都是指组成树木主体的坚硬纤维材料一样。不管是哪种树木,不管是被切割(然后加工成再生木材)还是刨成薄片(然后施胶并层压成胶合板),还是仅仅被锯成粗糙的木板,都没有人会质疑材料本身的性质,它始终属于“木头”这一大类,而我们只会去木材厂寻找它的踪影。

从新鲜的纸莎草茎秆上削下薄片。

纸卷(一份古埃及《亡灵书》的现代复制品)

也许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并不知道一张莎草纸与一张现代手工制作的厚重铜版纸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颜色不一样,但古代莎草纸的尺寸与现代纸张相差无几。莎草纸的颜色不算白,更接近克莱恩纸业公司(Crane paper company)称为“棉柔纸”的黄色重磅纸,这款现代纸被许多人视为精密制纸技术的代表。莎草纸的纤维有时会妨碍细钢笔书写,除非经过打磨或抛光让纸张足够光滑,而现代圆珠笔或鹅毛笔的书写则十分流畅。在公元后的一千年里,欧洲的教皇和中东的哈里发们往往更青睐莎草纸,而不是早期浆纸。

另一个误解是莎草纸很脆弱。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耐用的书写介质,古代和中世纪莎草纸书籍和文献的使用寿命可达数百年。换句话说,假如公元3世纪和4世纪著名的拿戈玛第经集写在现代木浆纸或棉浆纸而不是莎草纸上,它们恐怕早已朽烂为尘土。

问题的核心在于将“纸”这个词局限于现代棉纸,我认为这是对为人类文明效劳数千年的莎草纸的贬损。我认为,古埃及人称为p'p'r的轻巧薄片才是原初的杰作,后来用木头、棉浆或动物皮革制成的现代纸只不过是在其基础上的简单改进而已。

古人正在阅读莎草纸卷(全卷共 20 张纸页)。

本书中所称的“纸张”是指广义上的纸张。如有可能,我会说明制作纸张的原材料。但在我眼中,它们都隶属于第一媒介——纸张这个大家族。

在古埃及,纸莎草制成的纸很快就成了众多写工、祭司和会计人员的必需用品,孜孜不倦的记录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在莎草纸上记录神庙用品和财物清单,统计农业数据——这是古埃及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4000多年过去了,莎草纸走过了一段妙趣横生、丰富多彩的历史,最终被碎布和木浆制成的现代纸张取而代之。在本书中,我们将讲述人类历史早期、莎草纸还是世界上最常用的信息传播媒介时所发生的故事。

从纸张的制造过程以及用这种纸制作的书本和文献当中,我们将看到整个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撼和兴奋的故事之一。莎草纸是人类不懈努力造就的传奇,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乎一直持续到西方印刷术问世的谷登堡时代,莎草纸存在的时间跨度覆盖了超过四分之三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然而,这段传奇在此前从未被完整地讲述过。

为什么会这样?古往今来,作家和历史学家似乎始终醉心于研究公元300年至公元1450年的历史——皮纸和犊皮纸在欧洲取代莎草纸的故事。此外,他们也被中国古人用碎布制造棉纸的发明深深吸引。古代中国的棉纸诞生于公元105年,在公元750年经由阿拉伯人改进,逐渐发展成欧洲的手工纸,也就是谷登堡在1450年所使用的纸张。正是这种纸开启了现代书籍和印刷的时代。至于莎草纸,这种从石器时代末期一直沿用至1450年左右的早期纸张就这样淹没在时光的洪流里。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来记账、写信、著书立说的纸张究竟是什么样呢?为什么人们从不费笔墨研究这个问题呢?

首先,目前发现的古纸实物最早仅能追溯到5100年以前。从那时起到古埃及中王国时期,我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纸张残片和一些小型纸卷,这些纸上有人类最早的记录,包括公元前2566年建造金字塔时所用建筑材料的清单。在此之后,一份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的莎草纸卷尤其值得一提,这份脆弱的纸卷上记载着幸存至今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两位古埃及维齐尔的演讲和语录。

阅读莎草纸卷上的文字。

公元前1550年左右丧葬卷轴出现以前的莎草纸遗存非常少,而在丧葬卷轴诞生之后,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纸卷和纸页。《亡灵书》是逝者前往来世的旅行指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之前,丧葬卷轴在古代纸张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古希腊人和之后古罗马人的文字记载发展起来,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史料。

又过了一段时间,皮纸和浆纸也接连问世。然而,由于缺乏原始材料和保存完好的早期文献,要研究莎草纸的故事往往让人无从下笔。而且这一时期很容易被一笔带过。就这样,莎草纸便渐渐散佚在流逝的时光里。历史似乎在洗牌和发牌时遗漏了几张尖牌。本书意在为莎草纸正名,将这种最古老的纸品定义为全球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关键要素。

本书将这段浩如烟海的历史分为三部分,还原莎草纸崛起、鼎盛和式微的过程:

第一部分:永生的守护者:古埃及的纸张和书籍,它们的发现和意义;

第二部分:埃及,世界的造纸者:纸张最早的形式,纸张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纸张如何统治世界;

第三部分:遗忘的强敌:古罗马人对莎草纸、书卷和图书馆的迷恋,早期基督教书籍,皮纸,中国纸,棉纸以及印刷书籍的崛起。

公元500-900年,莎草纸在欧洲的分布情况。

在西方时间利用莎草纸大步前进时,中国又在做什么呢?古代中国人在竹片或丝帛上书写,这两种材料都不易使用,而且丝帛价格高昂。此外,我们知道竹简很笨重,一本书需要大量竹简。以战国时期的知名学者惠子(前390—前317年)为例,他的竹简藏书要五辆车才能装得下。西汉时期的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前140—前87年),所用竹简需要两人抬进宫,汉武帝花了整整两个月才读完。

更加轻盈廉价、取代丝帛和竹片的材料当然是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世纪末发明的浆纸。不过纸张在那时仍未发挥太大的作用,直到唐朝(618—907年)改进造纸技术,纸张才终于能够作为书写材料。从此以后,浆纸便成了皮纸和莎草纸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从公元前3000年直到公元600年,当中国勉为其难地在竹片上写字时,纸张已然融入了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这一对比很有意思。古代西方人用莎草纸记录琐事,包裹物品,创作书籍、信函、报刊和地图。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早已是纸的天下。从青铜时代到基督降世,纸的地位一直岿然不动。

当西方人习惯这种轻松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方式之后,书写媒介或许会发生变化,皮纸或浆纸会依次出场或消失,但是“将事情写在纸上”的习惯和期待已经成为文明生活的鲜明标志——这都要感谢莎草纸和古埃及。

到了唐朝,巨人的确开始苏醒。而此时欧洲的写工们已经开始改用皮纸,他们辛劳地将一本本书抄到皮纸上,这是一个缓慢而昂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