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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

2020-11-14 15:08 浏览量:

乡村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乡村建设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也是需用力解决的短板、难点和重点。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在价值、制度和结构、主体性自觉和美好生活追求三个维度上,深入探讨乡村建设推进的实践逻辑。研究表明,小康价值引领着乡村建设从经济发展逐渐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和治理五个方面推进,融入国家整体性现代化发展进程;推进城乡制度和政策改革与创新,破除区隔城乡的不平等和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社会权利和机会体制,是乡村建设实践的核心内涵;而村民主体性自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则成为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最根本的目标追求。乡村建设在价值引领、制度和政策改革及创新、村民主体性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复杂关联,只有三者之间达成良性循环,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明显进展和成功。这样的实践逻辑为后续的乡村振兴以及后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以因循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元年,意味着我国坚实地迈过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正在向着新的第三步现代化征程出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过去短短40多年间快速从温饱走向小康,并将实现全面小康。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口接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取得如此之高效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三农”问题。之所以称之为“三农”问题,而不是“三农”现象,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是因“三农”问题而生,且“三农”问题一直是小康社会建设中最难解决又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过程和实践即“乡村建设”。

在中国,乡村建设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事实上,早在清末民初就有一些教育家尝试将现代教育引入农村,期望以此改变农村在面对现代发展时所出现的无力和衰败局面。但陶行知发现,原有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受教育者没有因此留在乡村从事建设和发展,而是跑到城里去了,所以他认为,真正的乡村教育应该是适合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学家(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等)纷纷加入乡村建设运动。在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中,教育问题不只具有传播现成知识的功能,更要立足于村民的生活、生产以及文化,以解决农村整体问题,即农村现代化问题。因此,他们探索整体性解决思路、方法和方案,其目的不仅是要阻止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衰落下去,还要使乡村利用现代化知识、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等获得新的发展,从而实现“民族的再造”和国家的强大。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与3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同样面临如何重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振兴中华时不我待”成为当时鼓舞人心的巨大精神力量。在此背景下,乡村建设重登中国现代化建设舞台,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彰显了过去几十年的乡村建设成就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关键性作用。乡村建设实践是我们深度理解和把握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切入点。

一、重启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发展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重启、延续并大大推进了100多年前已经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进程。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外国殖民者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艰难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并在之后的160多年中依然艰难地经历内忧外患,命运跌宕起伏。改革开放开启的小康社会建设将中国重新带进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轨道,乡村建设又在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乡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不能不强调这一点,同样,乡村建设实践也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业绩。本文以发展社会学视角将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建设放在宏大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中来理解和讨论。

在发展社会学理论中,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虽然相对陈旧,但一直处于自我更新之中,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它不再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是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乡村建设以不同的实践逻辑获得快速发展,不仅丰富了原有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而且会提供一些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素材。因此,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具体地说,首先,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但其进程比较缓慢,现代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乡村建设带动城市建设,以实现从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和发展。其次,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体现了不同以往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和机制,不论是在体制上还是在具体的城乡关系变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等方面,都有新的变迁和发展经验。那么,我们究竟以怎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来解读发生在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是因为前者具有的现代性不同于后者具有的传统性。布莱克认为:“‘现代化’的概念包括了人类发展的一系列解释。但是这些观点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假设,赋予了这个名词以特别的意义,因而使它有别于其他概念。”他认为,这些共同假设至少有四个,它们分别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力、科技知识进步力(创新力)、对科技知识进步的利用力,以及改造和学习力。这四种假设就是关于现代性的假设。在布莱克看来,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对科技知识的接受、学习并以此来改造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现代性获得和实施的过程,现代性获得的多少和水平是衡量现代化成功与否和发展程度的依据和标准。只要具备了这四种现代性,就意味着进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对于现代性的界定,不同社会学家以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有各自的理解。比如,经济学侧重于从经济结构、经济动力等方面的变化来界定现代性,大多用以下这些指标: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往往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非生物能源在全部能源中占的比例,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能力等。而社会学尤其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更多是从社会结构的分化、功能的专门化和整合去理解现代性,最典型的是帕森斯的AGIL(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维续功能);另一个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斯梅尔塞则用结构分化程度和功能成熟性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艾森斯达德进一步认为,高度的结构分化、社会流动以及规模更大和更统一的制度建立的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人口学则从城市化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来判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展和水平。政治学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来解释现代化,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系统革新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政治系统吸纳新社会力量的能力。社会心理学则认为社会行动者心理结构中某些素质变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键因素,比如企业家精神、新教伦理精神等都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格的现代性对于建立现代社会具有关键的作用。还有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强调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对现代化的决定性影响。“现代人和传统人之间的差异就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传统人是被动和安于现状的,他们期望自然和社会的稳定,不相信人类有改变或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相反,现代人既相信变化的可能性,又相信变化的可取性。他们具有信心,认为人类有控制变化的能力,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