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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民俗民生“三条腿走路”是?

2020-10-19 10:16 浏览量:

民居民俗民生“三条腿走路”是?




       黔东南大山里的雷山县西江村,是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这里居住着1920户人家,被称为“西江千户苗寨”。

  在这片群山环绕的美丽村寨,有宏伟壮观的吊脚楼群,传承上千年的苗族风俗。当地民居和民俗构成了独特的苗族文化,村民们却世代过着贫困的日子。

  从2008年开始,当地打造旅游景区带动经济发展,新兴的西江苗寨逐渐有了名气,可与黄果树瀑布等贵州老牌景区相媲美,并在发展中实现多赢——产业兴、百姓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逐渐摆脱了“富饶的贫困”。

 

  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的合力驱动下,这个依靠文旅脱贫的发展经验,被学者总结为“西江模式”。

  同时,西江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何在前进中得以化解与平衡,实现民居、民俗与民生“三条腿走路”,也值得思考。

  清晨的西江千户苗寨(以下简称西江苗寨),薄雾笼罩着山谷,古朴的村寨依山而建,白水河蜿蜒流过。游客们簇拥在观景台上,欣赏这秀美的景色。

  山脚下一栋3层木楼内,“侯家庄农家乐”食客爆满。老板侯艳江是地道的苗寨村民,12年前靠着3万元贷款,白手起家闯进餐饮业。如今,农家乐年营收500多万元。

  “干过建筑工,当过地摊汉,做过推销员,什么苦都吃过,但都没攒下钱。”回忆起外出打工经历,39岁的侯艳江感慨道。

  西江村村主任李松介绍,上世纪末,有九成村民外出打工,由于缺少文化,大多以干力气活为主。

  历史上,地处雷公山深处的西江苗寨,人多地少、交通闭塞,2005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431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贫穷的村寨却蕴藏着富饶的文化。村民多属于苗族内部的“长裙苗”,传说是蚩尤的后裔,历经多次大迁徙后定居于此。

  西江村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留存着上千栋木质吊脚楼。“老大”羊排与其他寨子之间,是父子或兄弟关系,历史上曾长期不通婚。

  绚烂多彩的苗族服饰,热闹纷繁的“苗年节”,欢乐多姿的芦笙舞……苗族厚重的文化汇聚于此,“活化石”般传承至今。文化学者余秋雨曾到访这里,并发出“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的感叹。

  在发展旅游业前,秀美的山水和丰富的民族文化,难以转化为财富,村民守着薄田过穷日子,长期陷入“富饶的贫困”的尴尬境地。

  当地官员介绍,从2000年开始,雷山县加大投入发展西江旅游业。但囿于交通落后、基础设施差,“只赚吆喝不赚钱”,未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

  直到2008年,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当地举办。借助这个契机,雷山县改造升级西江苗寨的基础设施,解决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次年,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区公司)成立,通过市场化运作,塑造苗族文化的旅游品牌,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瞅准商机的侯艳江返乡创业,把自家老屋改造成农家乐。“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出租房屋或创业经营,迅速积累了财富。”侯艳江说。

  西江苗寨有九成以上村民,搭上了旅游业这趟快车,直接或间接参与餐饮、民宿等产业。

  山下人忙赚钱,山上人想“破坏”

  踏着青石板路,从山上的观景台走向山下的景区中心,临街店铺、民宿鳞次栉比。白水河两岸,吊脚楼群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

  一家5口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老屋的侯伟,在当地小学当保安,每月2000元工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这片山上的位置不利于搞民宿和餐饮,所以发展相对滞后,每年从景区分到3万元,就是很大一笔钱。”侯伟说。

  景区发展之初,由西江村委、景区公司与县政府等多方协商,设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每年按门票总收入的一定比例发放给村民,从最初的15%增加到现在的18%。

  据当地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江村民的“分红”由2012年的800多万元,上升至2019年的3200余万元,已累计获得超过1亿元。

  “经费的40%按人头分,60%按各家房屋年限和保护程度分,房屋年限越长、保护得越好,分得也就越多。”67岁的唐守和见证了这一机制的设立运行。

  根据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李天翼等人的调研,对于景区位置较偏的片区村民、旅游参与较弱的家庭,这笔钱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苗族群众脱贫致富中,追求发展的内生动力更为重要。8月初,侯伟的妻子吴连梅终于等来了创业机会——“抽签”获得景区工艺品摊位为期一年的经营权。

  西江苗寨景区共安置了270多个摊位,分为小吃摊、工艺品摊、照相点等。每年8月,所有村民均可根据经营喜好报名,抽签决定摊位经营权归属。

  年初疫情暴发后,景区一度经营困难,仍按约定从有限的收入中,拿出近40万元,作为上半年的民族文化保护经费。

  随着景区逐渐恢复生机,吴连梅看到了赚钱的希望。据官方统计,2007年,西江苗寨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700元,10年后增长到22100元,增长了13倍。

  然而,共享机制还无法带来同步富裕,由于区位优势各异,村寨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刚开始山下村民日子红火起来,山上村民受旅游业带动有限,眼见山下人挣钱,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曾想破坏山上的夜景灯。

  随着景区旅游逐渐兴旺,山上家庭能分到部分经费。尝到甜头的村民,心生更大的致富渴望,想要改造老房或重建新房。

  33岁的唐文锋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家里的老屋已有百年历史,是西江最古老的房子之一。除了现在每年分到两三万元经费,全家人靠卖饰品赚些微薄收入。

  “很少有游客爬上来参观,何况进屋一看破破烂烂的,也待不下来。”唐文锋说,保护较好的老屋,位置偏路难走,缺少发展机会。

  村民跟游客一样,都想住新房子

  蒋宏的满心希望化成了泡影。

  这位西江苗族博物馆的保安,去年拆掉了30多年的旧屋,拿出积蓄加上借款,又凑够40多万元建了4层框架房。他原本打算出租,每年能赚30多万元。但受疫情影响,至今没人来租房投资。

  “旅游兴旺抬高了整体工钱水平,如果自己创业,装修和配套还得再花100万元,拿不出这么多钱,风险也承受不起。”蒋宏无奈地说。

  10多年来,有资本有经验的外地人,涌入西江“掘金”旅游市场。本地村民亦有“分一杯羹”的冲动,想要拆旧屋建新房。

  “截至2018年,西江有房屋和门面出租的家庭,占整个村寨的30%左右,年租金在5万至50万元之间。”李天翼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

  改造老屋时,侯艳江要拆除谷仓等功能性设施。父母却执拗地认为:“那是对苗族建筑的破坏,更是对苗族文化传统的大不敬。”

  “发展就是要重塑传统,有创新也有破坏。”侯艳江心里并不服气。这个小家庭的观念冲突,更是西江苗寨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缩影。

  相连成片、错落有致的吊脚楼群,作为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但破旧脏乱的老屋,难以满足游客的现实需求。

  一些村民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利益面前,演变成跟风逐利的“拆旧建新”。尽管当地出台了细致的限制规定,但仍挡不住部分村民“拆旧建新”的冲动,甚至有人甘冒被罚款的风险。

  本为鼓励保护传统建筑的利益共享机制,却陷入尴尬境地。

  “过去12年,因村民住房困难、老屋破旧无法修复等原因,批准‘拆旧建新’的房屋有192栋,严格落实了管理保护规定和程序。”雷山文化旅游产业园区(西江镇)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刘安荣表示。

  作为管理者,他也坦言面临的保护压力,“就拿保老寨建新村来说,新村建设没有指标,也没有启动资金。不让住房困难户改造房屋,他们意见也很大。”

  对于山上家庭来说,“拆旧建新”尽管难以带来可观的收入,却反映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小时候家里穷,一大家人挤在老屋二楼,既拥挤又不便。总想哪天有钱了,建个大房子过得舒服些。”唐文锋说,没人愿意永远住老屋里,为了保护原生态,让人身居“陋室”不太公平。

  侯伟也深有感触:“如果没人住,日晒雨淋三五年就坏了。但住在里面连个干净的卫生间都没有,老鼠、蜘蛛还经常光顾。”

  “游客难得来探访,上个旱厕都害怕,他们嘴上说喜欢老屋,实际跟村民一样,都想住新房。”侯伟坦言。

  2年多前,他家邻居重建了新房,经营起民宿。“虽然这样做3年内分不到民族文化保护经费,民宿每年只挣一两万元,但他们觉得比老屋住着舒服,还有创业的希望。”侯伟说。

  “以前的老屋虽然简朴,但整体错落有致、高低有序,有内在的韵律和美感。现在建得高大、装修堂皇,有些地方却高得突兀或如同凹陷,整体失去了韵律。”唐守和遗憾地说。

  同时,他并不完全反对“拆旧建新”,但要在保护老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自然更替,按照传统工艺和风貌建新房,根据现代生活需要适度改造。

  “完全保留老屋也行,把山上村民搬出去,游客就能看到原生态的房子,但这未必是游客想要的。”侯伟苦笑道。

  游客希望看到原生态的老屋,又不愿意住进去,但如果老屋拆没了,牺牲了原生态,景区如何吸引到游客?这种“深层纠结”是当地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必将迈过的一道坎。

  “苗族文化的灵魂不能丢”

  与儿子蒋宏“押宝”流行的民宿业相比,蒋正平谋生则依靠苗族传统文化。

  每天一早,这位70岁的老人便穿戴好苗族服饰,走到附近的“古歌堂”,向游客展示、传承苗族古歌,蒋正平一天能拿到45元工资。  景区的“古歌堂”唱苗族古歌。

  这是他的第二次“转型”。苗族有杀猪过节的习俗,他曾是村里出了名的屠夫。2008年,这项营生不利于景区环境,他转型当起木匠。

  过去,苗寨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不少村子沦为“空心村”,民族文化遭遇保护与传承危机。

  随着旅游业兴起,西江苗寨制定了《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暂行)办法》,探索“景区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护”的机制,不仅让村民在旅游业中受益,更引导他们参与民族文化保护。

  除了西江苗族博物馆,西江村打造出古歌堂、鼓藏堂、银饰坊等20多个苗族文化点。村民自办了40多所家庭博物馆,构建起多元的民族文化活态展示点。

  唐守和从教师岗位退休后,在鼓藏堂做讲解,“守护和传播苗族文化,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村寨的变化中,他总觉得“有些不变的东西需要坚守,苗族文化的灵魂不能丢。”

 

 

  走出的学者李天翼,跟踪研究西江苗寨多年,主编了《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

  在他看来,西江苗寨景区以苗族特色文化资源为载体,以旅游开发为发展导向,在经济、社会、文化、经营、脱贫等方面产生规模化效应,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可操作的运行体系。他把这些经验总结为“西江模式”,这正是当地摆脱“富饶的贫困”的发展“密码”。

  走进西江苗寨,总能看到一身盛装的苗族女性,旅游给她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31岁的李孙丽,自幼喜欢苗族歌舞,曾到外地打工。回到村寨后,在苗族情景歌舞剧中当舞蹈演员,每天参加两场演出,过得忙碌充实。

  像云南丽江等地一样,西江苗寨的商业化也遭到过质疑,甚至有人直言:“看到的全是表演,商业味较重。”

  一位当地走出的高材生曾向侯艳江抱怨,商业化让西江失去了原生态。“你努力读书改变命运,最终落户城市,为何不愿回到原生态的农村?”侯艳江反问道。

  在侯艳江看来,西江苗寨作为人文景观,有人生活就会有发展,也不可避免会有发展中的矛盾。

  “商业和文化保护是互相成就,景区虽然有些商业化,但苗族歌舞剧很受游客喜欢,他们能感受到厚重的苗族文化。”李孙丽说。

  “苗寨保护和传承的对象,既有物质的,比如吊脚楼,要处理好保护现存旧屋和改善民生的关系;也有非物质的,苗族的民俗、技艺,以及吊脚楼的工艺和美学价值。”李天翼说。

  发展中的苗寨既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空荡荡的博物馆,民族文化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市场力量带来商业机会,不仅为文化保护提供资金支持,更让其传承有了持久生命力。

  “西江的未来需要创造性保护。”一些村民和专家早已有这种共识,但当理念遇到具体的现实问题时,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把握创新和原生态的尺度,解决过度商业化的难题,值得人们思考。